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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放大负面新闻的媒介

我们每天的新闻都充斥着负面消极的消息,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污染、不平等、吸毒、等等,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就如此糟糕吗?那些夸大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介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影响了?新闻报道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公正而不是博眼球。本文来自英国《卫报》的官网,作者为Steven Pinker,文字敏锐,主要论述分析了聚焦于负面新闻的媒介背后的原因以及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污染、不平等、吸毒及压迫的报道充斥着每日新闻,不仅仅是头条新闻,专栏文章和长篇新闻故事都是如此。杂志封面时时提醒我们社会动乱、瘟疫、流行性疾病、政府垮台以及许许多多的“危机”(农业、健康、退休、福利、能源、经济赤字等各方面的危机),危机过多,导致撰稿人不得不使用“重大危机”这样的字眼吸引读者眼球,尽管这字眼也很多余。

无论这个世界是否真的越来越糟糕,负面新闻总能扭曲认知过程,让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新闻报道的是过去和现在,而非将来。我们从未见过一名记者对着镜头说:“我目前正在某个国家进行现场报道,这里还未爆发战争”-或者某个还未遭炸弹袭击的城市、一所还未遭枪击的学校。只要坏事情还未从地球上消失,新闻中就会充斥着各种事故报道,特别是人人都能是“报案者”和“战地记者”的手机时代。

而在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之中,积极和负面的事情总是不在同一时间发生。新闻远非对过去事件的“快照”,它更像是体育比赛实况评论,关注的是一件赛事接另一件赛事的报道,通常会是对上次事件(发生在几天前、前一天;现在、几秒前)的揭露和补充。

 

坏事总是来得很快,但好事却多磨,而等好事公之于众时它却早已失去了新闻价值。

 

坏事总是来得很快,但好事却多磨,而等好事公之于众时它却早已失去了新闻价值。一位研究社会与和平的学者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曾指出如果一份报纸50年才出版一次,那它只会报道诸如人类平均寿命增加等重大全球性变化,而不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名人八卦和政治丑闻。

通过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来预测未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这种人类心理称为“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由于这种心理,人们的世界观很容易因新闻的特性而扭曲。通过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来预测未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许多方面中的经验法则,而且屡试不爽。但有时人们最先想起某个记忆不是因为它发生次数多,而是因为它是最近发生的,人们还记忆清晰,或者是因为它十分血腥、特殊或让人烦恼,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过度预测未知的事件。

飞机失事必上新闻,车祸因为常见而被新闻忽略,尽管从统计上看车祸伤亡数字更大,因此害怕坐飞机是可以理解的,害怕坐车就说不过去。相比哮喘(每年有4,000美国人因此死亡),人们认为龙卷风(每年有50名美国人因此死亡)是更为常见的死亡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有关龙卷风的报道更能吸引观众眼球。

 

“新闻的特性容易扭曲人们的世界观。” 插图: 萨姆·莫里斯(Sam Morris)

 

数据科学家卡列夫·李塔鲁(Kalev Leetaru)将一种叫做情感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纽约时报》1945年到2005年刊登的所有文章中,以及1979年到2010年130个国家翻译的文章和广播节目文档中。情感分析通过统计带有积极和消极暗示的文字字数,比如好、棒、糟糕的、可怕的等等,以此判断一篇文章的情感基调。

调查发现,抛开日常新闻报道的多样性,从长期看来,新闻确实是在日益变得负面消极。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纽约时报》的报道持续持消极态度,80年代至90年代变得积极了一点(但只有一点点),而到了21世纪10年代则逐渐陷入了低迷。而世界上其他新闻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逐渐变得消极。

负面新闻导致的后果是新闻本身变得负面,它可能会误导心情沉重的新闻读者,而不是让他们获得更多信息。即使犯罪率下降,读者仍会忧心忡忡,有时他们还会完全脱离事实。比如,2016年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会密切关注ISIS恐怖组织的相关新闻,77%的美国人赞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伊斯兰军队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这根本是子虚乌有。

负面新闻导致悲观读者,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最近一篇文章的评论就谈到读者变得悲观的例子:“读者会对风险、焦虑、情绪低迷、习得性无助、蔑视他人、对他人的敌意、麻木不仁以及其他情况有错误的认知,……直到他们完全不阅读新闻。”然后读者开始相信宿命论,他们会说“我为什么要投票?这毫无用处。”或者“我可以捐钱,但下周仍会有其他的孩子挨饿。”

持续消极还会导致其它意料之外的后果,最近一些记者开始一一指出这些可能产生的后果。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之际,《纽约时报》的作者大卫·柏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和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就对媒体在出人意料的大选结果中的影响进行了思考:

在美国新闻界普遍有这样一种理解,即,硬新闻都是严肃的,都是评判性的,都是述说“错在哪里”,而特朗普却是这种看法的得益者。几个世纪以来,新闻界为报道疑难问题和看似无法解决的异常状不懈努力,这为特朗普式的不满和失望做好了铺垫。由此产生的一种后果,即,对社会制度逐步改良的信心、耐心和守望几乎丧失殆尽,而人人都期盼特朗普那种颠覆式的、破坏式的变革。

 

由此产生的一种后果,即,对社会制度逐步改良的信心、耐心和守望几乎丧失殆尽,而人人都期盼特朗普那种颠覆式的、破坏式的变革。

 

伯恩斯坦和罗森伯格并未将此归咎于那些“惯犯”(有线电视、社交媒体、深夜喜剧演员),而是开始追查越南和水门事件时期发生的一个变化,那时国家领导人一度被美化颂扬,后来却因犬儒主义莫名盛行被指控滥用权利,在这段时期所有美国公务事务的倡导者都招致了尖锐的抨击。

“可得性启发法”能使人们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这随处可见,尤其是“只要能见红,就能上头条”这一新闻准则被广泛接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些媒体学者收集了不同类型的新闻故事,有的发给编辑人员一张可能会成为新闻的话题清单,然后看他们会如何选择话题,如何进行报道,这些学者通过实验结果已经确认看门人相对于积极的新闻更喜欢读消极的新闻,目前实验仍在进行。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了,只要在报纸社论版为那些悲观主义者列出本周世界各地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并掷地有声地说:“人类文明从未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危险”就可以了,不过这终究不是理智的做法。【全文完】

摘自史迪芬·平克的《启蒙运动:原因、科学、人文主义及进步》(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由企鹅出版集团企鹅蓝灯书屋分部维京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著作版权©2108史迪芬·平克。

来源:The Guardian
作者:Steven Pinker
编译:杨娴媛
校改:蓝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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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 2018-04-23T22:13:23+00:00 四月 7th, 2018|文艺杂文, 生活, 编辑推荐|0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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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希望对新闻的本质及特点有更深入的了解,译者选择了这篇文章进行编译,本文主要论述分析了聚焦于负面新闻的媒介背后的原因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这篇文章的逻辑性很强,许多地方需要多次阅读、理解和查证,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表达,比如wiggles and waves,an overshoot toward indiscriminate cynicism,civic actors等等。在提交初稿得到老师的反馈后,发现自己仍有不少问题,首先是有些句子翻译比较啰嗦,不够简洁,译者在未提交前自行检查时并未发现这一问题,今后检查译文时一定会多看两遍;其次,有几处句子因为某些表达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查证出结果,导致误译,在看了老师的反馈后才明白原文表达的意思;最后一个较大问题是一些句子翻译过于直译,逻辑不清晰,不易理解,这也说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还不够透彻,今后在翻译时译者会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译出读者更易理解的译文。最后特别感谢蓝老师对译者译文的反馈,第一次有人这样仔细认真的看我的译文并给出了中肯的意见,让我在翻译理解技巧等方面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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